香港自殺率持續上升,運動心理學能否發揮作用?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根據死因裁判法庭資料估算,香港2024年的自殺率為每十萬人14.1,高於2023年的13.5。這些數字提醒我們,自殺並不是單一性格、單一家庭或單一專業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涉及精神健康、家庭關係、經濟壓力、身體疾病、社會孤立及危機應對能力等多重因素。世界衞生組織亦指出,自殺可能與抑鬱、酒精使用問題和過往自殺企圖相關,但不少個案也發生在生活危機及應對能力突然崩潰的時刻。
在這個背景下,運動心理學有沒有價值?答案是有,但首先要釐清它可以做甚麼,以及不能取代甚麼。
運動心理學不只是教人「贏」
很多人以為運動心理學只處理比賽緊張、提升自信、設定目標及增強集中力。這些確實是其工作一部分,但完整的運動心理學亦關注運動員的心理健康、身分認同、人際關係、傷患復康、退役適應,以及運動環境如何影響一個人的福祉。美國心理學會把運動及表現心理學描述為運用心理學知識,促進運動員的最佳表現和身心健康;專業人員亦可能協助運動員處理焦慮、壓力和其他心理困難。
運動員並不會因為身體強壯、紀律良好或比賽成績優異,便自動免疫於抑鬱、焦慮和自殺風險。相反,運動員可能面對選拔落敗、長期傷患、體重壓力、教練控制、網絡批評、學業與訓練衝突,以及退役後失去身分等問題。有些人更會因「運動員應該堅強」的文化而不敢求助。
因此,運動心理學的價值,不只是協助運動員在關鍵時刻投中一球,而是協助他們理解壓力、辨認情緒、建立求助能力,並把人的價值與比賽結果分開。
運動心理學能否防止自殺?
運動心理學可以成為自殺預防系統的一部分,但不能單獨承擔自殺評估和治療工作。
一名合資格的運動心理專業人員,可以較接近運動員的日常生活,察覺他是否突然退隊、失去動力、睡眠大變、情緒低落、經常自責,或說出「沒有我可能更好」等令人憂慮的說話。他亦可以培訓教練及隊友,讓他們知道遇到危機時,不應只叫對方「正面一點」或「撐下去」,而應認真聆聽並尋求支援。
運動心理學亦可以改善整個團隊文化。當運動員知道承認害怕、受傷、疲累或情緒低落,不會被標籤為軟弱,他們便較有可能及早求助。當教練不再以羞辱和恐懼管理球員,運動場便可能成為一個提供連結、歸屬感和支持的地方,而不是另一個壓力來源。
可是,如果一名運動員已出現自殺念頭、制訂自殺計劃、曾經企圖自殺、出現嚴重抑鬱、精神病徵狀或即時安全風險,單純的目標設定、呼吸訓練、自我對話和比賽視像練習並不足夠。此時需要的是正式風險評估、危機介入,以及臨床心理、精神科或其他醫療服務。運動心理工作者必須理解自己的能力界線,並及時轉介。國際運動心理專業組織亦強調,從業員的角色取決於其實際訓練和能力,心理表現服務與臨床精神健康服務不能混為一談。
他與社工有甚麼不同?
社工通常從「人在環境中」的角度處理問題。他們不只關心一個人的情緒,也會處理家庭衝突、經濟困難、住屋、學校適應、照顧壓力、社會福利及社區資源等問題。在香港,「社會工作者」是受法例規管的專業名銜,只有名列註冊紀錄冊的人士才可使用;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亦設有專業操守規範。
例如,一名年輕運動員因父母失業、家庭暴力、學業危機和訓練壓力而情緒崩潰,社工可能會同時介入家庭、學校和福利系統,協助他取得實際支援。運動心理工作者則較集中於運動環境、表現壓力、運動員身分、教練關係及心理技能。
兩者並不是誰比較重要,而是處理的焦點不同。
他與輔導員有甚麼不同?
輔導員主要透過輔導關係,協助當事人整理情緒、關係、哀傷、人生轉變和個人成長問題。不過,「輔導員」是一個相當廣泛的稱呼,不同人士的學歷、受督導時數、專業認證和危機處理能力可能差別很大,因此不能只看名片上的稱號。
輔導心理學家則是接受輔導心理學研究院程度及受督導專業訓練的心理學專業人員。香港心理學會指出,輔導心理學家會運用心理學理論、研究和治療技巧,處理情緒、人際關係、發展、職涯及人生轉變等問題,並與臨床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社會工作和其他專業合作。
運動心理工作者與輔導員都可能談及自信、情緒和壓力,但運動心理工作者通常更熟悉比賽環境、訓練文化、傷患、選拔、教練權力和表現心理;輔導員則未必具備運動情境的專門訓練。
他與臨床心理學家有甚麼不同?
臨床心理學家接受研究院程度的臨床心理訓練,工作包括心理評估、心理治療,以及心理問題的診斷、治療和預防。香港心理學會對臨床心理學家的專業範圍,也包括研究、診斷、治療及預防心理問題。
當運動員出現嚴重抑鬱、創傷後反應、飲食失調、自殘、自殺風險或其他複雜心理問題時,臨床心理學家的專業評估和治療通常十分重要。
有些運動心理工作者本身同時是臨床或輔導心理學家,便可能同時具備表現心理和精神健康治療能力;但有些人只有運動科學或心理表現訓練背景,並不具備診斷及治療精神障礙的資格。因此,公眾不能單憑「運動心理學家」或「心理教練」這個稱號,便假設對方可以處理自殺危機。
他與教育心理學家有甚麼不同?
教育心理學家主要處理兒童及青少年在學習、發展、行為和學校適應方面的問題。他們可能進行評估、為學生制訂支援方案,並與家長、教師及學校合作。香港心理學會教育心理學部指出,其專業會員均接受教育心理學碩士或博士程度的專業訓練;本地相關專業課程亦包括大量受督導實習。
若一名學生運動員同時有特殊學習需要、專注困難、校園適應問題和比賽焦慮,教育心理學家可以從整體學習及發展角度介入,運動心理工作者則可處理他在訓練和比賽中的心理需要。
最重要的不是爭奪專業地盤
面對自殺問題,最危險的做法,是任何一個專業把自己描述成唯一答案。
社工看到的是家庭、制度和資源;輔導員協助人整理情緒和人生困境;臨床心理學家處理心理評估及較複雜的精神健康問題;教育心理學家關注學習、發展和學校系統;精神科醫生則能進行醫學診斷、處方藥物和處理精神科危機。運動心理工作者的獨特價值,在於他熟悉運動員的語言、文化和生活環境,能把心理健康支援帶進球場、訓練中心和更衣室。
但這種價值必須建基於專業界線。懂得教人集中精神,不代表懂得評估自殺風險;懂得提升表現,不代表具備治療抑鬱症的資格;曾經做過運動員,也不等於可以自稱心理專業人員。
在香港,社工是法定註冊專業;香港心理學會則設有自願性專業註冊,涵蓋臨床、輔導、教育及工業組織心理學等範疇,公眾可以查閱其註冊名單。不過,香港心理學會本身亦指出,心理學家的專業註冊屬自願性質。尋求服務時,應查問對方的學歷、受督導經驗、專業註冊、處理自殺風險的訓練,以及其轉介機制,而不是只看稱號。
運動心理學真正的價值
香港自殺率上升,不代表多聘幾名運動心理工作者便可以扭轉問題;但若學校、體育總會和球會完全忽略運動心理學,也會錯失一個重要的預防入口。
一個成熟的運動心理支援系統,應該做到三件事:首先,協助運動員建立情緒調節、求助和壓力應對能力;其次,培訓教練建立心理安全的團隊文化,辨認危機警號;最後,與社工、輔導員、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及家庭建立清晰的轉介網絡。
運動心理學最有價值的時候,不是它聲稱可以取代其他專業,而是它知道何時應該介入,也知道何時必須把球員交給更合適的人。
勝負是運動的一部分,但一名運動員能否安全地活下去、求助和重新開始,比任何獎牌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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