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訓練不等於可以打人：從翁金驊事件談心理安全感

香港籃球名帥、中國香港籃球總會副會長翁金驊近日捲入校園體罰及襲擊風波。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他在籃球訓練期間捉着一名學生的手拍打其臉部，其後更要求學生自行掌摑。事件曝光後，他被學校停職，並遭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拘捕。

案件的法律責任仍有待司法程序處理，外界不宜預先判罪。然而，單從教育、運動心理及教練倫理角度來看，事件仍然提出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即使球員當時真的出現僵住、反應停頓，甚至所謂「stupor」的情況，教練是否就可以打人？

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如果真的了解 stupor，為何沒有事前說明？

運動員在巨大壓力下，有時會出現腦袋空白、身體僵硬、無法即時回應指令的情況。這種反應較接近心理學所說的 freeze response，即人在感到威脅或極度焦慮時，神經系統出現的非自願反應。

假如教練真的知道球員可能出現這種情況，他理應在訓練前向球員說明，當有人突然僵住時，會採取甚麼處理方法，例如暫停訓練、讓球員調整呼吸、重新講解指令、短暫離場，或者在情況持續時尋求心理或醫療協助。

最重要的是，球員應事先知道教練的介入方式，也應明白這些安排是為了協助他恢復狀態，而不是懲罰或羞辱他。

但在翁金驊事件中，至少從目前公開的片段及說法來看，外界未見有所謂預先約定的程序，也未見掌摑是一種獲認可的運動心理介入。即使球員當時真的失去反應，也只能解釋球員為何僵住，不能解釋教練為何要使用暴力。

是協助球員，還是教練發洩情緒？

要求學生自行掌摑，與協助一名僵住的球員恢復狀態，兩者之間並沒有清晰的專業關係。相反，這種做法帶有懲罰、羞辱及權力展示的意味。

當然，單憑一段影片，我們不能確定翁金驊當時的內心動機，也不宜直接斷言他一定是在發洩情緒。

可是，當一項行為沒有事前說明、沒有專業程序、沒有安全機制，又明顯會令學生感到痛楚和羞辱，公眾自然有理由提出質疑：教練當時真正關心的，究竟是球員的心理狀態，還是自己的憤怒、挫敗感和權威受到挑戰？

專業介入以球員的需要為起點；情緒發洩則以教練自己的感受為起點。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ical safety) 為何重要？

這宗事件亦反映出心理安全感，即 psychological safety，在校園體育中的重要性。

心理安全感並不代表訓練要輕鬆，也不是說教練不能批評球員。它的意思是，球員相信自己可以承認錯誤、提出問題、表示不明白、報告傷患，甚至說出自己感到恐懼或壓力過大，而不會因此受到羞辱、報復或暴力對待。

運動員要進步，本來就必須不斷嘗試、犯錯、接受回饋和重新調整。如果球員每次犯錯時，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改善，而是「我會不會被打」或「教練會不會發怒」，他的注意力便會由學習轉向自我保護。

這種環境可能帶來表面的服從，卻不會帶來真正的成長。球員可能不敢發問、不敢承認受傷、不敢說自己聽不明白，甚至不敢指出訓練方式可能有危險。錯誤沒有消失，只是被恐懼掩蓋。

學生服從，不等於學生同意

校園體育存在明顯的權力差距。教練掌握選拔、上場時間、留隊資格和推薦機會，學生則往往擔心一旦反抗，便會被雪藏、被排斥，或者被指責不夠堅強。

因此，學生沒有即時反抗，甚至按指令自行掌摑，也不能簡單理解為自願。在恐懼、服從和權力不對等的環境下，表面的合作可能只是一種自我保護反應。

成年人尤其不能反過來利用學生的服從，證明自己的行為獲得接受。

心理安全感不等於降低要求

有人可能擔心，過分強調心理安全感，會令教練不敢嚴格要求球員。這是一種誤解。

教練當然可以指出錯誤、要求球員重做、安排合理體能訓練、訂立紀律，甚至因違規而暫停球員上陣。問題不在於有沒有後果，而在於後果是否事先清楚、是否與錯誤相關、是否比例合理，以及是否尊重球員的身體和人格尊嚴。

真正高水平的訓練，應同時具備高要求和高心理安全感。高要求告訴球員：「你的表現仍然可以改善。」心理安全感則告訴球員：「即使你犯錯，你仍然值得被尊重。」

沒有心理安全感，球員學會的未必是堅強，而可能只是沉默。

真正的權威不是建立在恐懼之上

翁金驊擁有豐富籃球經驗，也在香港籃球界具有一定地位。正因如此，事件更值得社會認真反思：一名教練的名氣、成績和資歷，是否容易令旁人忽略其行為已經越過界線？

真正優秀的教練，可以很嚴格，但他的權威應來自專業知識、公平標準、情緒穩定和以身作則，而不是來自球員害怕被打。

如果教練自己無法管理憤怒，卻要求學生管理比賽壓力，這本身就是一種教育上的矛盾。

心理學知識應該用來理解球員、減少傷害和改善溝通，而不是替暴力披上一層專業外衣。即使球員真的出現 stupor 或 freeze response，打人仍然不正確。

心理韌性不是靠恐懼建立，而是在安全、信任和尊重之中培養。